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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设GDP目标，中国的务实决策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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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20/5/29 |
中国基于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没有在本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GDP增长目标。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有务实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向中国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今年要达到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首次没有设立GDP增幅目标。
“不以GDP论英雄”
对于中国罕见地没有规定GDP目标，李克强给出的原因是：“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
在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称，如果硬性定一个，那着眼点就会变成强刺激、抓增长率了，这样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他说：“我们一直在讲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
在疫情之前，中国为今年GDP设定的目标在6%左右。但是，习大承认，在疫情发生后，“有的事情不由我们作主，世界经济衰退已成定局，我们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多深，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务实的选择”
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声认为，面对人类历史近百年来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中国政府不为今年经济增速设定一个具体目标，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同时他也强调，衡量一个经济的好坏，除了GDP的数量指标以外，还要考虑质量的指标。重数量，轻质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弊端。他希望中国以后永远不要再为经济发展设定指标。
他说：“以后如果真是能够根据经济自身的规律，来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平衡，另外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诱导各个企业在增加产能的同时，对有质量优势的企业给予优先的发展，以这种方式来指导，国民经济产出的质量就会大大提高。所以片面追求GDP，在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
尹尊声教授以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举例说，美国政府不提GDP目标，但美国不同的金融机构会对国家的GDP增长做出预测，而不是作为一个指标来完成。他说，中国政府规定GDP增速目标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但是对市场经济来说，经济活动本身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不应该通常强行的手段来设定计划、目标。
提高赤字应对挑战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给人大的报告中承认中国今年的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他说：“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阻力，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大预算赤字率，将从去年的2.8%，提高到3.6%，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还增发1万亿人民币的抗疫情特别国债。
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声教授说，从去年到今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压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随着今年1月初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暂时偃旗息鼓，但更关键、事关双方更核心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而且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棘手。他说，疫情带来的冲击显而易见，但美中两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强迫技术转让，中国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如此等等则是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数。
武汉是这次全球大约200个国家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最先爆发的城市，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随着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疫情得到控制，新增病例清零，武汉在1月23日封城后的76天解封，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陆续开始复工、复产、复学。尹尊声教授对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可能会出现V字型复苏和反弹之势，表示乐观。
他说：“我认为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大概今年全年的GDP实现4%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尹尊声同时也警告说，政府还必须为疫情导致的国际贸易订单推迟、减少甚至取消，外资撤离，供应链受影响等不确定因素，有足够的准备和安排。此外，他说，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能提供大量就业的民营企业将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度过难关，恢复生产和运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的恢复。
“脱钩”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有政界人士称，美中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最近在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使美中两国关系跌落至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若分歧加剧，无法达成妥协的共识，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可能会面临“脱钩”的风险。
尹尊声教授说，若美中一旦真的开始脱钩，中国的产业链的发展和健全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由此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主要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幅度达6.8%，这种断崖式的经济萎缩在过去几十年前所未有。
前景不看好
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洵认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确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更重要的是，在美中两国经贸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前提下，两国在疫情起源上相互指责对方，相互对抗的势头有增无减。他说，这些构成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会承受更多、更大的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更加不看好。
他说；“美中的贸易关系就会纳入这样一个大前提之内，比如说，提高关税，限制对中国投资，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上市，一系列经济、金融、商业相关的问题都会提出来，向中国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洵说，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年下行，去年的GDP增速更以官方公布的6.1%触底，为过去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他说，即使是6.1%的增速也被很多西方的中国经济专家认为存在“水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远低于这个水平。
展望不乐观
因此，张洵并不看好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认为绝不会像美国那样有一个V字型的反弹，而是会呈一个U字型，或L字型的展望。
中国从1994年邓小平时代开始设立GDP增长目标，并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期间传承下来，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衡量标准，也时常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
为了确保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和增长，中国政府提出了“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政策，希望以此稳定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恢复经济发展向上的势头。
张洵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在强调“六稳”和“六保”时还要硬性规定一个GDP目标，经济运行起来不仅产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最后落得个稳不住，保不了，达不到目标。
张洵希望，政府以后不要再提什么GDP增长目标。但是他也表示，中国的事情千变万化，下半年疫情会怎样，经济状况会怎样，中美关系又会发生什么重大变化，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变数。
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基于疫情以及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制定经济增长目标确实很困难。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认为，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如果仍要确定具体的GDP增长目标，需要用多少财政和金融资源来刺激经济来达到目标，这是不可预测的。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则认为，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很困难。但不能因此今后就不需要制定一个意向性的增长目标，如果没有一个全国的GDP目标，经济决策就失去了一个参照物，许多经济活动难以协调。送货机器人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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